非小说
http://2012年01月21日02:34新京报微博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定价
1青春 韩寒 湖南人民出版社 29.00
2民国的角落 张鸣 红旗出版社 30.00
3一个总裁的微思考 金浩 黄山书社 36.00
4你若安好便是晴天:林徽因传 白落梅 中国华侨出版社 28.00
5海泉的诗 胡海泉 人民文学出版社 30.00
6王旭明说新闻发言人 王旭明 新华出版社 38.00
7生命之书:365天的静心冥想 克里希那穆提 译林出版社 36.80
8理想丰满 冯仑 文化艺术出版社 45.00
9我的抗战2 《我的抗战》节目组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32.80
10突然就走到了西藏 陈坤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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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微博)讯(记者 吴洋)昨日,畅销网络作家九把刀亮相北京图书大厦,为新书《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举行签售,发行该书的现代出版社总编辑臧永清说,希望既是作家、又是导演的九把刀,能形成和韩寒、郭敬明三分天下的局面,不过九把刀却称自己没有想太多,但确实很欣赏韩寒。接受媒体群访时,这位电影圈最炙手可热的新生代导演,出乎意料地表示两三年内都不会再拍电影,要暂时忘掉《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给他带来的掌声。
据悉,此次在大陆发行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并未有所改动。九把刀说,自己从来都没有改动自己作品的习惯,“像我出了60本书,都没有在再版的时候改动书的内容。不管它写得好不好,因为我不会去篡改我的青春。”
如今已经爆红的九把刀表示,大概会两三年后再拍第二部电影了,“对我来讲拍电影过程中是没有收入的,所以在拍电影前我都会写好4本书,再慢慢发表,而我就是这样的人,有计划地在实现我的梦想,而不让别人替我的梦想擦屁股。”九把刀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其实在拍这《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时,他并没有想过有这样成功的回响,“掌声太多了,而对我来说,我这么容易膨胀的人就很容易迷失其中,加之我胜负心、得失心也很重,要是拍下一部电影,就一定想要赢,但那样肯定就完蛋了,所以我觉得我还是保持一颗纯粹干净的心来拍电影,在两三年时间里忘掉这些掌声。”
(责编: 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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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仑秘史1:时间地轴》 封面
曹谁近影
《昆仑秘史》系列是一部奇书。作者用自己恣肆的激情和丰沛的想象力,为读者构筑了一个兼具哲理、悬疑、探险等等元素的丰赡葳蕤、色彩斑斓的小说世界———
贵州人民出版社连续推出80后作家曹谁的长篇系列《昆仑秘史1:时间地轴》(2011年3月)、《昆仑秘史2:传国玉玺和罗马皇冠》(2011年9),眼下,第三部《昆仑秘史3:玛雅通天塔》正在出版过程中,备受关注。这对于一个80后作家来讲是一次非同寻常的收获。这一写作显然与曹谁自己的“地理发现”有关。他从中国版图传统意义上的内地来到青海,在此求学、生活了八年时间,逐渐认识到自己的居留地并非荒蛮边地,而是处于中国文化龙脉之祖昆仑的怀抱中,继而他将视野由青海扩展到中国的整个西部以及中亚,他还发现世界古代文明都处于北温带,自两河流域向东西两个方向延伸并在地球背后的美洲汇合。
作为80后一名实力派作家,曹谁的创作无疑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以他青春的心灵和敏锐的感觉,以他丰富的阅读经历和对文学的理想,实实在在地拿出这样三部堪称厚重的著作,令人为之击掌。他打破了传说与历史、魔幻与现实、虚拟与写实的界限,让读者随着主人公龙昊在广袤的亚欧大陆游走的行踪,将大量文化典故、自然名胜、占卜星相、民俗风情的描述穿插其间,为我们构筑色彩斑斓的小说世界。
海南周刊:你在2008年“去职远游”,游历了西藏和新疆。为什么要去职远游?游历途中有什么感受?对你的创作产生什么影响?
曹谁:2008年秋天,我辞去西海都市报编辑职务踏上我一直在计划的一次游历:从青海出发到南面的西藏和北面的新疆,这两个中国最神奇的地方,在我印象中昆仑山北的新疆沙漠和南面的西藏高原就是亚欧大陆地的中心,从青海的昆仑山一直向西到帕米尔高原,帕米尔高原是真正的中心的中心,因为亚欧大陆上的山系在帕米尔高原奇妙地打了一个结,所有的山似乎都从这里延伸出去,是真正的大昆仑所在。我觉得人生的意义在于自由选择,当我走在那些高山大漠上,我感觉到人生的意义,一路上我都在反思人生。在西藏、新疆游历数月返回,我就开始写作,沿途写了20万字的《大昆仑行走:西藏新疆游历记》,这本书近期会上市。我归来后据此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就是《昆仑秘史1:时间地轴》,书中的路线大体都是我游历期间实际走过的。我一直觉得这次游历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这次行走的意义在我的人生中还会不断显现出来。
海南周刊:你的《昆仑秘史》系列销量如何?听说《昆仑秘史1:时间地轴》要改编为电视剧,请介绍一下昆仑秘史系列的情况。
曹谁:昆仑秘史系列共有五本:《昆仑秘史:巴别塔尖(前传)》《昆仑秘史1:时间地轴》《昆仑秘史2:传国玉玺和罗马皇冠》《昆仑秘史3:玛雅通天塔》《昆仑秘史:宇宙国(大结局)》。昆仑是天的意思,我企图用昆仑秘史告诉人们我们曾经共有的世界精神,我们人类本身就是天的意志。《昆仑秘史:巴别塔尖(前传)》是写人类的混沌状态,由《巴别塔尖》改写的。《昆仑秘史1:时间地轴》展示亚欧大陆地中心的西藏、新疆、帕米尔的独特风情,以昆仑山中玉石的时间地轴为核心。《昆仑秘史2:传国玉玺和罗马皇冠》是为展示文化从人类文明的中心两河流域,向东到波斯、印度、中国,向西到犹太、埃及、希腊的扩展,正是人类七大文明中心的分布点,东方权力的中心传国玉玺和西方权力的象征罗马皇冠在书中是结点。《昆仑秘史3:玛雅通天塔》,将文明从西东两个方向追溯至中美洲的玛雅文明,从那里去理解我们目前对这个世界神秘的迷茫———“昆仑”。《昆仑秘史:宇宙国(大结局)》会讲述我们最让人迷茫的心灵和星空的事,也是我对这世界的预测,我们的世界本来就是一个全息的精神和物质的混合物。目前第一二部已经上市,前传正在出版社审稿,正在写作第三部,大结局的提纲也列好。
海南周刊:作为一个80后作家,你怎么看同代人的写作?
曹谁:代际划分实在是很勉强,还不如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界划分,事实上中国所谓的“80后”是真正的自由一代,他们的追求是非常多元的。不过人们印象中通常将“青春文学”跟80后文学划等号,事实上“青春文学”不但不是80后文学的全部,诗歌、剧本、散文、评论都被忽略,就是在小说中也只是三分天下有其一而已。前不久许多余编的《笔尖上的舞蹈》,试图描摹出80后文学的状态,事实上这本书原名就是《八零后文学史》,因为太有争议而改的,这本书写到早期80后代表作家,有《萌芽》新概念系统的韩寒、郭敬明、张悦然、蒋峰等,非萌芽系统的许多余、李傻傻、步非烟、孙睿等,只有一章专门介绍诗歌运动,可贵的是有一编专门介绍文学思潮,状态主义、大诗主义、性感写作作为80后发起的三大文学思潮各有一章介绍。不过我们可以看出,小说占到全书的大部分篇幅,并且基本上是清一色的所谓“青春文学”,这些早期被传统文坛作为现象热议的存在让人误以为就是全部,就像罗马人叫中国”China”,本义是陶瓷,他们只看到中国的陶瓷,不了解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现在青春不再,这些人事实上在2008年青春文学作为潮流就已经结束,有些人幸灾乐祸认为80后文学已经衰落。事实上正好相反。80后有一个很大的群体在“类型小说”写作中,他们其实占着市场中很大的份额,可是得不到传统文坛的认可,当然其中确实是鱼龙混杂。
80后写作的“第三个群体”是可以融合文坛和市场的人,他们既继承了一脉相承的文学精神,又能够适应人世的变迁,在文坛和市场上都自然却不可阻挡地向上升起,我想这才是中国文学未来的希望。这就是80后小说的三分天下,不过最终“一统天下”的是那个可以融合文学和市场的群体。80后的诗歌就更加多元化,早已突破传统的民间和学院乃至“第三条道路”的分化,有各种各样的风格,《笔尖上的舞蹈》就附录了3000多个诗人的名单,虽然许多还有待时间的洗刷,至少可以感觉到80后诗人的力量。所以我要说,80后作家从小沐浴自由之风,广泛接受各个方面的信息,许多在前辈看来是先锋的东西在他们写作中已经是常识,他们的写作异彩纷呈,外界远远不了解其中的分野,不过这并不影响他们前进的脚步,某天“大家”纷纷从这一代涌起的时候,我并不会感觉奇怪。
南都周刊201203期封面
杀戮权贵,也杀戮民众
韩寒再次搅乱了人们的视线。他似乎很久没有这样做了。2011年的最后一个星期,他在他点击率高达5亿2千万、据说是全球排名第一的博客上,接连抛出了三篇标题磅礴的文章:《谈革命》、《说民主》和《要自由》。它们和韩寒以往的博客一样,迅速被转到微博上并轻而易举获得超过百万次的点击。但它们又和他以往的博客很不一样:无论是表达方式还是激起的回响。
在此之前,韩寒一直是以一事一议的方式点评时事,五年来在人们记忆中留下印记的公共事件里他的声音几乎从未缺席,从三鹿奶粉到钓鱼执法,从上海大火到动车脱轨,人们习惯了在悲剧和荒唐发生后去看一眼韩寒的博客,看看他又说了些什么。“世界上有两种逻辑,一种是逻辑,一种是中国逻辑。”这是典型的韩寒式调侃,或可概括为他大部分博文的主题。这些博客包括了对事实真相的梳理,对官场作风的嘲讽,以及对腐朽制度的批判,也表达他对所见悲剧的真实心痛。这一类型的文章在网络上毫不罕见,但韩寒独特的表达方式令它们熠熠生辉。他被称为意见领袖:一方面,他写出的正是大部分人心里想说的;另一方面,他比谁都写得勇敢,并且机智。
但这一次韩寒试图挑战更为宏大的命题。在网络上,这批以革命、民主、自由为题的文章被称为“韩三篇”,韩寒表明了他对某些被广泛谈论的词语的看法。令他的很多读者惊异的是,他并不如大家想象中的激进,甚至被指转为保守派。文中,韩寒指出了这个国家各个不同阶层之间的隔阂,阶层诉求之间的巨大差异,以及看似永恒正义的词语诸如“自由”“民主”在不同人理念中的鸿沟。他还花了很多的篇幅来表达他对国民素质的悲观,诸如“最关键是就大部分中国人一副别人死绝不吭声,只有吃亏到自己头上才会嗷嗷叫的习性,一辈子都团结不起来”,以及“现今中国是世界上最不可能有革命的国家,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急需要改革的国家。如果你硬要问我在中国,什么时候是个革命的好时机,我只能说,当街上的人开车交会时都能关掉远光灯了,就能放心革命了。而这样的国家,也不需要革命了,国民素质和教育水平到了那个份上,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这些观点让很多人哗然。过去,韩寒的激烈言辞一般只扫射权贵和体制,如今他却把枪对准了向来力挺他的民意。而在知识界,很多曾经对韩寒颇为赞赏的学者也表示了对“韩三篇”的失望。韩寒缺乏逻辑,韩寒没有学术素养,韩寒没受过知识训练,这些都是老话题,不过很久不被人提了—如今再次被摆上台面。新问题也有:韩寒被质疑为五毛,这倒是新鲜。
韩寒已经好几年没有受过这样的待遇了。这五年来,博客为他带来了影响力和尊敬,他也以一个“越来越负责任的成年人”姿态,配合地完成着舆论希望他扮演的角色。他被称之为“公民韩寒”,被公盟法律中心颁发过公民责任奖,在每年年底接受多家媒体的轮番致敬。2010年4月,《时代》周刊将韩寒列为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候选人。这让人几乎难以想起他最初是以一个顽劣不羁的少年模样登场的。在韩寒这个名字还是叛逆的代名词的那几年,有关他的新闻中布满了辍学,赛车,与文坛老人们的骂战。他有成千上万的粉丝,但在成年人的世界,他备受指责并始终孤独。突然有一天,成年人的世界开始接纳他,他也似乎欣然成为其中的一员。
现在,韩寒似乎准备好了,他要与众人为敌。2012年他的第一篇博客《我的2011》中,他回顾了这几年的心路。最初他写文章,针砭时弊,批评政府,完全是发自内心的痛恨,因为他是一个最恨束缚的人。他从批评中获得了巨大的赞誉,他开始在意这些赞誉,并开始不自觉地迎合。凡是不赞同我的人,必然会被民众说成是五毛,是权贵的走狗,民主之敌人。后来,他发现批评他的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小心翼翼,他开始觉得有些东西不对了。
韩寒想了很久,他的结论是:一个好的写作者在杀戮权贵的时候,也应该杀戮群众。
他观察世界是扫描仪式的
在巨大的批评和赞誉之间,2011年最后一周的微博无疑成了韩寒的战场。韩寒甚至无须露面,双方早已为他的三篇文章厮杀得你死我活。
对韩寒的批评来自几个方面。知识界广为诟病的首先是韩寒三篇博客中的事实错误和逻辑混乱。旅美学者薛涌指出韩寒把白莲教、太平天国运动称作革命,是将造反与革命混为一谈。而上海学者王晓渔则告诉记者,韩寒最大的问题是逻辑错误。“韩寒把民众素质当做一个原因,而不是当做结果。比如说当下的道德溃败作为一个事实这是大家都承认的,但正是因为道德溃败,我们才更有推动制度改进的必要。而不是说因为素质不高,就不配享有好制度。韩寒完全弄反了。”
王晓渔还指出:“在极权主义下,那乍听起来如此高尚而诱人的‘我们都有罪’的叫喊,实际上只是在某种程度上为那些真正有罪的人开脱罪行。在《责任与判断》里,阿伦特反对滥用‘集体责任’的说法,称这是一种虚假感伤。这个批评也适用于韩寒所谓的‘党的缺点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人民的缺点’,‘人民就是体制本身’。”
王晓渔曾经对韩寒身上的“公民精神”大加赞赏,“在当今中国,稀缺的不是文人不是领袖,而是(韩寒这样的)公民。”但如今,他和薛涌一样对谈论宏大命题的韩寒表示了失望。“韩寒不读书”这个判断被反复提起,王晓渔说:“文学创作可以靠天赋,但现在你开始谈论思想了,一个人没有受过基本的知识训练,是没有办法谈论思想的。”
韩寒真的不读书吗?他好像根本不在乎这个质疑,认为这是个“很傻的问题”,而且他对读书有自己的理解—不一定要读学术专著,但一定要读各种各样的资讯。蒋方舟在一次和韩寒的对谈中也对此表示了好奇。“每个人都看到你的‘输出’了,但你的‘输入管道’到底是什么?”韩寒没说,打了个太极。马一木,韩寒的《独唱团》的同事告诉记者:“韩寒确实不看书,他家里的书柜都是用来放赛车头盔的”。但韩寒会半夜给他打电话,抛来一个诸如“你知道事后审查制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或“印度民主是什么模式”之类的问题。“很多时候他不是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他会提很细的问题,露出思考的尾巴,但思考的过程我们是不共享的。比如事后审查那次,我当时就找了前苏联的资料,戈尔巴乔夫是怎么通过改变这个制度来实现俄罗斯民主化进程的。这是他获得资料的一个途径。”
“其实韩寒是个好学生,他非常善于学习,一堆材料在他面前,他会在很短时间里捋清。”路金波,韩寒的出版商兼好友说,“有时我觉得他看事情的态度跟个修车师傅一样,非常细,每个部件查得清清楚楚。我跟他讨论过,他观察世界是扫描仪式的。”他承认韩寒没有受过什么理论训练,“所以他不会先拿出一个名词去渲染情绪”。“他有事实考据癖,比如以前博客他写上海钓鱼执法,写那个长江捞尸,这些他都收集了大量资料、事实支持他的结论。但去年钱云会的事情,他本身就是车手,研究了各方面证据后,他得出的真相并非是大家需要的那个真相。他说要杀戮民众,其实从去年这个事就开始了。至于说他不读书,他在文章里表过态的,非常厌恶掉书袋。我认为他并非不读,只是不爱谈。他跟我推荐过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有次看到《民主的细节》他告诉我这书不错。不过他确实不爱学院腔那一套,对名词解释也没兴趣。”
即使和韩寒近乎朝夕相处,在小饭眼里,韩寒有时依然是个谜。《独唱团》尚健在的时候,他们是同事。后来散团了,走了一批人,小饭和马一木等人没走,“就每天陪韩寒玩,有点陪太子读书的意思”,马一木则自我调侃为“韩寒的门客”。韩寒精力旺盛,一群人每天打游戏到凌晨四五点,小饭们回去倒头就睡,早上醒来一看韩寒又发了一篇博客,或者已经在哪儿试车了,此人一天只需要三四个小时睡眠。
最可贵的地方是浑然天成
采访的前一晚,小饭和韩寒用微信争论关于PM2.5的问题争到半夜。还是一个多星期前两人在吃饭时谈到这个话题,说到为何北京PM2.5指数奇高,两人看法不一。“事儿都过去挺久了,但韩寒他都会记着的。他私下里应该找了很多资料吧,证明他是对的。他其实是个挺轴、挺别扭的人。”小饭说。“韩寒可雄辩了,比他写文章雄辩多了,写文章时他都假装很谦虚啦。”
王晓渔认为“韩三篇”中第三篇《要自由》稍有可取之处,但“明显看得出是写完前两篇后的补救”。小饭则告诉记者,“韩三篇”几个月前就写好了。“韩寒是个很能自省的人。虽然嘴上不说,要面子。但其实别人的意见他都在听。”“韩三篇”为什么一篇一篇发,“其实韩寒有在一边发,一边检查自己的观点。”
“有人说韩寒变得保守了,其实他一直都比较保守,相比之下我比较激进。”小饭说,随即他又修正,不叫保守,而是现实。“韩寒一直是挺现实的,尤其是在做杂志的过程中”。一个真正想做成一件事的人必然是现实的,他得学会妥协,愿意弯下身来讨价还价。这看上去和所谓的理想主义是个悖论,但或许这才是真的有理想。
“一个小镇青年,没受过很多教育,辍学之后他也没工作,没同事,没有接触竞争环境。他在这个世界上几乎一直是单打独斗的。”路金波说。这令韩寒把他的智慧 “节省”了下来,没有用在“中国人常用的那些地方”。“中国人不管是打麻将,还是《孙子兵法》,还是为人处世的君子之道,还是曾国藩家书,都是跟人打交道的学问。而韩寒没学这些,他十几岁就在外面玩,没有稳定的圈子,一个人长大,还得学会养活自己。他保持了他的某种浑然天成,他为什么是个彻底独立的人,这是根源。”
而这个被称做“彻底独立的人”,却有一些质疑的声音认为,他的文章是由路金波代笔的,他不过是路金波出版帝国所包装的产品中的一个。理由是韩寒博文关于时政内容的突然增多,以及此次一反常态抛出三论。路金波否认了这种说法,“我怀着颇有点不好意思的心态,假装漫不经心和韩寒提起,韩寒却大大方方地答,这玩意咱没法证明啊。刚出道时还有人说我书是我爸写的呢”。而韩寒在采访时说,自己是一个无法容忍雷同的人,如果他在外地赛车,看到某某标语或者某句话跟自己的博文相似,都会立马打电话给父亲帮忙删掉,“更别说人家帮我写文章了,我肯定得崩溃。”
南都周刊x韩寒
我觉得我现在更激进
我一直没变
南都周刊:这三篇文章是你一口气写好的?之间有没有内在逻辑关联?
韩寒:一口气写好的,慢慢发的,其实2011年年初就写了,本想在年中时发表,但因为那时我要出一本新书《青春》,我觉得这些文章发表后可能会有些反响,但怕人家说我是为了新书炒作。新书卖了两个多月以后我不能再拖了,再拖就拖到2012年去了。
南都周刊:前两天我跟你的同事马一木聊了下,他说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也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但是这三篇文章就突然出来了,他也觉得很神秘。
韩寒:很多人觉得我态度有转变,其实我态度没有任何的转变。变化是表面的,我内心一直就没有特别大的转变,因为我本质上很讨厌极端,我会觉得走到极端都是很让人恐惧的一件事情。2010年时,其实我的态度就已经很明显,如果有读者认真去读我的文章,他们就知道,这种所谓的转变并不是突然的,是一直在我内心中的。
南都周刊:是2011年初写钱云会的那篇文章开始的?
韩寒:从之前就有,包括替莎朗·斯通说话,反对抵制法国货,抵制家乐福之类的,其实我一直站在群众的对立面。但是当时的这种对立面,相对来说,是自由主义者或者社会精英更能接受的那种,现在我可能又站在了那些自由主义者或者说比较激进的自由主义者的对立面,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挺正常的,因为我从来不希望自己属于哪一面,被人家拉来当枪使。
南都周刊:你之前给大家的印象是比较锋利的,现在似乎变温和了,这种转变跟你个人的成长或者是成为父亲有没有关系?
韩寒:我觉得没有。因为我觉得一个人成为父亲了以后应该会更加的无所顾忌,因为已经完成了人类学跟生物学上的任务,已经把自己的基因留在了这个世界上,那就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去做自己的事情了。很多人觉得这是我保守的一个表现,其实我觉得这是我激进的一个表现,因为我会得罪更多人,这才是激进。而无论我在他们以前认为的激进道路上走多远,我只要不去做一些突破对方底线的事,都不会有人来把我如何如何。那种状态我反而是保守的。就每天在那里骂骂执政党,骂骂政府,然后拍拍老百姓的马屁,捧捧公知的臭脚。我现在得罪了更多的人,右派、左派、老百姓。
南都周刊:现在很多人会把你划为保守派。
韩寒:很多人觉得中国走得很保守,其实我认为中国是很激进的,他们在人类各种制度的实验上,比很多国家都激进很多。我不希望看到社会在一个很激进的氛围里面。当然我也热爱民主热爱自由,我比谁都热爱这些东西,但你真说一夜之间,大家一人一张选票选总统,或者说一夜之间就必须多党轮流执政,我是持怀疑态度的。这种怀疑可能会让自由主义者觉得很不爽。
南都周刊:你对知识分子派系的左右划分怎么看?
韩寒:总体来说右派的人还是更好一些,左派没做过什么好事,也从来不进行任何的善举,纯粹是替主子拍马屁的那种。但右派又有很多的缺点,你看左派永远很团结,傻归傻,团结啊;但右派,永远是自己先窝里斗的那种,所以人家会说,书生造反,十年不成。观点是一样的,但细微看法上有出入,就跟你拼个你死我活,一定要把你一棍子打死,或者你把我一棍子打死为止,这就是右派的不足。
南都周刊:那你在哪里啊?
韩寒:管我在哪里呢,我反正和他们不一样。我有什么看法就说出来,反正我又不怕得罪谁,以前得罪的全是左派,那现在再得罪一些特别右的,比较激进的右派,也没什么问题啊,站中间的都是老百姓,我再得罪点老百姓也无所谓。
不再讨好任何人
南都周刊:你说接下来写文章,再不会讨好除了自己女儿外的任何人。
韩寒:对啊,就讨好自己的女儿。其实是一个玩笑话哦。
南都周刊:那以前有讨好别人么?
韩寒:会有啊,会有顾虑,有时候上论坛你得先看看,左派的论坛是没法看的,全是傻逼在那儿,我主要是去那些比较自由的论坛。在中国为了安全起见,我肯定站在发出呼声最多的派系里,我比他们都有名,如果我跟他们说的一样,那些人肯定会觉得找到了代言人,就会纷纷夸我,太牛逼了,太对了。
南都周刊:那你就是安全的。
韩寒:对,因为他们都痛恨权贵,批评政府,这些事本质上都是没错的。但在钱云会事件上,我有了一些改变,因为从我自己对于政府的判断,对交通的了解,包括我研究那些图片,虽然我很尊敬钱云会这位村长,但我始终觉得这个八成或者九成就是一个交通事故。但是当时被社会精英们潜意识地抹杀了。到后来,很多人在那里推测汽车怎么怎么样,从我的角度来讲他们完全不专业,因为我对汽车的运动轨迹比他们了解。这时我就发现了知识分子的另外一个局限性,他们都是做“有罪推论”,并不能很客观。这件事对我产生挺大改变。于是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需要真相还是需要符合需要的真相》,我觉得激进的右派需要“符合他们需要的真相”,而那和政府造假有什么区别呢?以前和他们在一起很开心,因为我觉得大家的观点是一样的,都是要自由、要民主,但是后来我发现在要自由、要民主的过程当中他们往往不妥协、不协商、有时甚至是不客观的。
南都周刊:除了钱云会事件,还有没有别的触动你?
韩寒:2007、2008年都有这个转变。当时我是很坚定觉得中国社会必须得一人一票选主席,我所有的文章都是对权贵的批判,同时,我会对人民也表达一下失望,但那种失望相对来说在文章里隐藏得比较深,就比如我说过,在通往民主的道路上,最大的障碍就是人民,类似的话,当时可能没有人察觉。
南都周刊:从刚开始有所顾虑到现在无所谓,你认为自己已经超越派别了?
韩寒:对,我无所谓,认定心里所想的那些就可以了,管你说我是左派,是右派,还是五毛党,都没关系啊。而激进的右派恰恰就不是这样,一句话不对路,就会瞬间把你踢到五毛的阵营里,这就是知识分子傻的地方啊,他们根本就不会做统战工作,眼里容不得沙子。
南都周刊:这次你被踢了好多脚,什么感觉?
韩寒:我无所谓,我又不会被别人说是五毛党,就真的去效忠党国,我始终有我自己的判断,而且我相信只有越来越多的人像我这样想,这个社会才会放心去变革,不是那种情绪化的非左即右、非黑即白。
南都周刊:《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胡锡进,以及《人民日报》都公开表达了对你的赞赏。
韩寒:这是他们自作多情,明显会错意了。只有批评了权贵才有资格批评民众,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不先批评政府就没有资格批评右派。《环球时报》没这个资格。
知识分子之间就像斗地主
南都周刊:你1月8日的博客《我的2011》,是不是三论发表后针对外界的回应?
韩寒:算不上回应,我可能未来会写一个总体的回应,因为这种回应本身会很麻烦,从站在我的对立面的角度来讲,他们会是比较危险的。
南都周刊:他们是谁?对立面的危险是指什么?
韩寒:就是说,有些人会很不赞同我,而且会执著于推行自己的普世价值,我当然是特别赞同他们的那些观点,但问题是这是比较危险的。因为如果你特别执著于推行完美的普世价值,那意味着要推翻执政党,这样对他们来说比较危险,会陷他们于不义之地,所以我没有继续跟进讨论,我只说我自己的观点而已。
南都周刊:那你什么时候会作出一个总体回应?
韩寒:我其实不需要作一个大的回应,因为我觉得知识分子之间啊,其实就像斗地主,大家所有的目的其实都是为了斗地主,但是经常是地主手里的牌本身就好,知识分子手里牌本身差,在斗地主的过程中,知识分子都还抢着出牌,大家都觉得地主必然被斗掉,都希望自己是第一个把牌出光的那个人。所以都是自己在压自己,地主什么牌都没出,知识分子已经把牌都出得差不多了。
南都周刊:你曾说前面两篇文章是铺垫,后面一篇才是目的?
韩寒:你光写后面一篇文章,包括现在的《我的2011》,肯定会被删掉的。当一个东西被删掉了,就没有什么价值了,也只能在英雄谱上把自己说得更牛一点— 老子又写了一篇被删掉的文章,老子是受害者。很多右派是按照被迫害的程度来排资历高低的,他们已经形成了一种比较病态的排序。性爱的最高境界就是高潮,你不能让人家直接看完就到高潮了,你得有你的铺垫。
南都周刊:有没有想过这个铺垫引起的争议可能会更大?
韩寒:会啊,但这也是我内心真实的想法,我无所谓争议有多大,因为在那个时候我说的是我自己的话,我忠于我的内心,无论是你的认同、赞美或者说批评,都已经不重要了。而我从很多批评当中,也得到了很多的进步。
南都周刊:有哪些理性批评?
韩寒:也不能说是批评,就是说会变成一种讨论。很多讨论的文章,其实写得有水平。过一段时间,我会把我觉得对的整理出来,放在我的博客上。这样才能让大家更理性地去看待问题,而不是纠结在一些很傻的问题,什么读不读书啊,包括我生个女儿也被扣上无道德家庭主义的大帽。我觉得这太搞笑了,太钻牛角尖了,这种方式就没法讨论了,因为首先,我无论多爱我的女儿,这是我的生活,你不能干涉说我爱女儿怎么怎么样。常把主义放在嘴边的人就挺危险的,很多时候极左极右一样,极右以正义或者普世价值获得他们自己的一个姿态;极左获得了权利和保护伞。知识分子跟独裁者,他们很多相近的地方,缺点是一样的,都是人类本身的缺点。只有温和、妥协和协商,还有宽容,才能够让这些东西融合在一起,没有这些东西永远在那里打成一锅。
南都周刊:以前你写文章说事多被叫好;现在三篇出来却是众说纷纭。有人说知识界的水被你搅浑了。
韩寒:其实这就是知识界本身的问题。知识分子是一个很好的词汇,是必须要保留住的,因为一个国家的变革,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起很重要的作用。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是当执政党威信没有了以后,必然是由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所谓的士大夫建立起来的。但现在谁也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知识分子或者是精英,这两个词已经被搞烂了。
他们看不起我,我不是那么正派的读书人,搞学术研究的,所以没资格谈民主自由。理论上我看的书肯定要比普通老百姓多,你既然看不起我,那肯定就更看不起老百姓,但是又要拉老百姓过来做后盾。所以说,他们本质上是很矛盾的。在那里大谈自由谈民主的时候,他们忘了民主和自由的精神,第一就是你要尊重每个人的生活,很多知识分子往往不尊重他们所看不惯的生活;第二,除了尊重每一个个体以外,你要知道协商跟妥协在民主制度当中的重要性,你既不协商也不妥协,那事实上你只是把民主和自由拿来做词汇使用,并不具备民主和自由的精神,民主和自由是在不停的协商跟妥协之中才能够前进的。
南都周刊:除了知识分子外,这一次你还站到了老百姓的对立面去了,而且说的是国民素质问题,你有过顾虑吗?
韩寒:我们就是要先假设人民是傻的,在任何的社会变革中,首先就是不能发动人民,发动人民就会失控,就会产生领袖欲望。
南都周刊:所以你觉得这个社会的进步,不能靠人民,而是需要精英知识分子去争取。
韩寒:对。但现在的问题是,精英跟知识分子有时候比人民更傻,只是读了几本书而已,除此以外他们连人民是什么,人民在哪里都不知道。他们研究法国大革命,研究光荣革命,研究捷克,研究美国的民主,但唯独不知道中国的人民是谁,在哪里,也没有耐心去和中国的人民对话。
研究民主这些东西,自然大家都叫好,因为是无错的,是无可辩驳的,代表着正义和人类的普世价值,你不可以批判我,你批判我你就是五毛党,我成了正义的和正确的化身。当然,那是真正意义上的正确,不是某些执政党的那种自己说自己的正确。但事实上,我觉得还是脱离了中国的现实。普世价值怎么个操作法,还是得结合一个地方的现状,英国有英国的操作法,美国有美国的操作法,中国也得有符合现状的一个操作法。普世价值没有错,我们更应该去研究怎样才能达到它。在达到的过程中必然会有妥协,你不可能一步就让统治者自杀,把钱全给老百姓的。
南都周刊:在现有的这个状态下,你的底线是什么?
韩寒:我的底线是,一在言论上的开化,二是个人利益的伸张和社会保障的健全,第三要取消所谓的颠覆国家罪,这些都是我努力的目标,第四个就是中共要有一个对自我腐败更好的监察机制。必须得控制自己的腐败成本,比如说,一个月工资五千块钱,你吃顿饭一两千,我觉得没关系,中国社会可以接受,不一定要做到像香港、美国这样清廉的程度,但你不能吃掉十几万,几个亿。在妥协跟协商的过程之中,我的目标其实是这些。
南都周刊:只要实现这些,对于执政者是谁,你其实是没有要求的?
韩寒:对啊,我无所谓啊,推翻现政权,要多大的一个权威,多大的一个领袖才能做得到。到时候我哪知道这种领袖会是什么货色啊,面对着几十亿,几百亿的国家资源,你会不会更贪啊。我对执政者的那种希望,源于已经不把这个政权当成是它自己所宣扬的那个政权,而是把政权当做一个客观存在的东西,不管它叫共产党也好,或者叫什么别的党。 革命说到底其实是改朝换代,过程中必然会产生新的领袖,会有几十年的社会动荡期,中国老百姓不喜欢这种社会动荡,与其这样我觉得不如随着社会科技的进步,新一代人的成长,慢慢去建立一个更加法治、更加顺畅的社会。
我会去静坐,憋很久了
南都周刊:听过“韩寒教”这种说法吗?说你是一个宗教。
韩寒:我肯定不是。我的读者在看了很多年我的文章以后,基本上都学会了独立思考,和很多选秀粉丝的那种教派是不一样的。我的支持者肯定有很多相对来说比较傻的人,但是我相信他们普遍的理性程度要超过绝大部分公众人物的支持者。
南都周刊:2012年,你30岁了,希望自己能更多地影响到哪一批人?
韩寒:想让一个人影响另外一个人是很难的,很多时候人只是在寻找跟自己差不多的人,然后又聚集在一起。找人并不是希望别人能影响到他,而是他觉得找到了差不多可以交流的人,否则就纯粹变成了一种膜拜。
南都周刊:何三畏说你把自己当做青年导师,去谈这些时代最重要的命题,他觉得你不应该这样谈。
韩寒:我不谈就没人谈了,那还有谁会去谈这些东西啊。而且,你希望我怎么谈啊,我掉一堆书袋吗?把文章写得特别乏味,看也看不懂。所以这些老一辈的自由主义者,会说这个社会无望,很绝望,他们自己就成了一个圈子。突然来一个外人,和他们观点还有出入,唉,就觉得好不爽。这也是他们自己的缺陷,我无所谓啊。
南都周刊:其实你平时读书到底多吗?
韩寒:嗯,该怎么形容,我一天花在阅读上的时间大概是三个小时到五个小时左右。
南都周刊:读什么样的书?
韩寒:我认为读杂志或者说在互联网上看东西,就是阅读的一种,不一定非得说你天天捧着一本《论法的精神》才叫读书。一个人可以不读学术专著,但一定要读各种各样的资讯。同时你一定要“走万里路”,这也是特别重要的。最好这些你都做,这样不容易走向极端。我从十多岁开始看各种各样的书,现在坐一次飞机,杂志我要买十几本。我每天的阅读量可能五万到十万个字。但是你读得越多会发现自己的知识缺陷越大。我完全承认我是属于那种半瓶子水在那里晃的人,我初中时的老师就这样说过。我说老师,你说的完全没有错,但人家的瓶子是眼药水瓶,我的瓶子是热水瓶。
南都周刊:马一木说你比较倾向于通过个人的人生直接经验来顿悟,而不是从学术著作里吸纳观点。
韩寒:我从2007年开始写文章不用典故,这并不代表我对这些典故一无所知。我在《三重门》的时候,包括最早的时候写新概念的那些文章,我一掉书袋要掉几十本,而且掉的都是我现在看不进去的书,因为觉得这样很酷,显得自己的文章很高深。但后来我发现这没有意义,因为你不停掉书袋,本身就很幼稚,后来我就给自己立誓,不这么做了。
南都周刊:你目前跟国内哪些“相对温和的右派”有交流?
韩寒:没有。我本身就不喜欢跟人吃饭啊、见人啊之类的,一上来就是那种我要推翻政权,你推不推翻?我说哎呀,我要考虑一下……这样就没法谈话了啊,他们先把自己放在一个代表普世价值的正义一方。但是我觉得我有一个大前提,就是说这些人是好的,但这些好人有缺点。
南都周刊:你自己的文章中也说到接下来要躺着、坐着去实现自己的权利。但你写自由的那篇文章,被外界总结为“自由需施舍”,是要跪着要的。
韩寒:我一直在源源不断地挑战言论的边界,因为言论空间是要靠“撑”才能够撑大的。对一个写文章的人来说,你自己内心不设自我审查,你已经是对这个东西的藐视,当世界上所有的人写文章都不设自我审查的时候,那言论审查其实已经失效了嘛。我其实一直是那么做的,我在言论上其实已经比很多人自由了,我真的不是为我自己去要这个绝对自由,只是觉得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媒体人啊、电影制作人啊,是否有机会大家可以达成一个共识,团结起来向执政者施加压力。
你说我是站着要啊,还是跪着要,或者怎么样要,往往是怂的。比如我去静坐,我到了文化部,你说干吗不去中宣部;到了中宣部,又说干吗不去天安门……我觉得这种态度才是最猥琐的。这些人自己什么都不做。我很讨厌这样的“口贩子”,而且口贩子很多时候还披着道德的外衣,占据道德制高点。
南都周刊:很多人更关心的是,接下来一年你要怎样实现你的文艺自由。真的会去静坐?
韩寒:我会呀,我憋了很久了,我忍不住,我实在是忍不住了,我现在有了女儿,我觉得可以做这些事情了。因为我留给我女儿的钱够了。反正等看吧,看这个局势到底怎样发展。
南都周刊:现在外界还有一种说法,说你的文章是路金波代笔的,你是路金波包装出来的一个产品。
韩寒:说我做的一切都是金波打造的,明显不了解我。《独唱团》是华文天下出的,还有一本是在盛大文学出的,都不是金波出的。如果金波真的打造包装我,那我的书都会在他那里出。而且我在外地比赛时候,常常看到某个标语或者书里某句话,可能和我十年前写的书里的某句话差不多。我就会打电话给我爸,把我的博客密码告诉他。让他把那句话删掉,我心里才会痛快。更别说人家帮我写文章了,我肯定得崩溃。
其实我的文章有个自身发展的过程。从17岁写到现在30岁,有变化或者说进步是再正常不过的,你不能要求三十岁的我和十七岁的我一样,才符合你认为的“自始至终”。尤其是对于一个十七岁从学校出来,十三年都在外面的人,如果还是写着十七岁刚从学校退学时候的文章的话,那真的是个傻逼了。
南都周刊:据说接下来你们要成立个乐队?
韩寒:有可能,《独唱团》杂志做不成了,我们想做个“独唱团乐队”。2011年还尝试做了一本类似于《独唱团》的文艺杂志,风格差不多,想把之前的存稿给发了,而且我们每一个人都用的化名,我的化名是周怨去,但临到下厂印刷前,还是被叫停了。独唱团乐队成员就办公室现有的七八个人,大家都可以唱,现在偶尔有在办公室里学学乐器。说不清楚什么样类型的,还没具体的想好。或者说再去做做别的事情,还没想好呢。反正能养活这个团队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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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201202期封面
韩寒转型
本刊编辑部
中国开始收获80年代——80后青年对社会发言,社会必须倾听了。这是时代的更迭,也是人生的代序。韩寒就是这一代的一个标志性人物。也许有必要首先假设,一定有比韩寒更加丰富和锐利的东西被压抑或隐藏了,但是,即便把这些因素都考虑在内,总归你不好意思说,这个时代的思想和文化成果,跟它激荡的现实所提供的资源相匹配。不错,这是一个贫脊的时代,思想的原野上没有多少可收获的。而韩寒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呈现的“青年先锋”。
2012年元旦前夕,韩寒连续发出3篇文章,表达他对当前中国社会最为重要的3个问题——革命,民主,自由——的态度。这多少有点意外,因为一直思考这些问题的人,或许觉得并没有正常讨论氛围,早已厌谈或避谈。而韩寒作为饱受关注的公众人物,直接把它们拎出来琢磨。事实证明,韩寒又做对了。接下来的反响,就相当自然了:因为问题本身的吸引力,更因为韩寒对3个问题的观点,和表现出的姿态。
韩寒的观点和姿态对他个人的重要性,相当于为他重新划定思想的界面。但他并没有向社会贡献新的见解,他是在网络流行的意义上使用这三个词的,并根据他对现实的判断,推演这三个词实施起来的沙盘。他表现的,是一个80后阳光青年的率性和直觉。他没有顾及到80年代的知识分子对这些问题的痛苦反思留存的成果。如果韩寒以这样的姿态宣示他的“成熟”,如果80后“青年先锋”的天花板在这个海拔,上一代知识分子不免感到失望。薛涌和王晓渔对此有分析,李承鹏迅速写下了他跟韩寒的“不同意见”。与此同时,以前把他“骂为公知”的一方,则开始拥抱他,称“韩寒同志”。
但韩寒是有主见的。观察了两个星期,元月8日,他又发表了一篇盘点2011年的文章。这次更直接地发今是昨非之叹,以“无情的自我批判”划出和过去的界线。他说,他曾经“在意”,“甚至不自觉的迎合”过他以批评社会获得的“赞誉”。他说,“到了2010年,我做的很多批评都是有罪推论和变种八股——制度不好,政府腐败,悲剧发生,人民可怜。”——这除了对自己过去反叛的反叛,莫非还意味着,他要拒绝他过去以如此不诚实的态度和错误的逻辑写作获得的社会认同?
那么,以后的韩寒将会写什么,怎么写?他说:“我逐渐觉得,一个好的写作者在杀戮权贵的时候,也应该杀戮群众。”我们现在只能从这些霸气外露的用词来猜测。放在目前的语境里,韩寒这些话也相当有分量:“脱离了现实的极端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之中的极端专制独裁者在品质上未必相反,甚至类同,只是他们各自高举着不同的旗子罢了。你未必不会成为那个曾经最让你恶心的人。”那么,韩寒确定是在走“现实的理想主义”路线了?
当然,真正的转型,也只能由他未来的作品来证明,宣言毕竟也只是此一时也。现在只能说,这个姿态是他“三篇”的延续,或者是对公众批评的回应。这个回应被王晓渔先生评价为,“直接给自己戴上了紧箍咒,并且批评花果山的兄弟们不成熟。”接下来,跟“三篇”之后的反应同样的是,从前鄙视他的人们,更热烈地赞扬他告别“公知”,欢迎他“归队”。
在到目前为止的青春经历中,韩寒每走一步,都成为社会的议题,同时映衬出时代的尴尬。十多年前,作为一个在法律上刚刚有行为能力的少年,他反叛的行为给了中国的教育和考试制度一记耳光。如果大学“正常”,没有一个热情向上的青年会不向往。可是,中学教育就已经把韩寒弄烦了。他拒绝高考。但也可以说高考拒绝了他。
一个中学生以他幼稚的写作叩击社会的大门,幸运的是,同样出于对教育的不满,社会是迎接他的。在承平年代,这么聪明的青年,这么早就告别了学校,相当于说,国家和社会都欠他的。但社会毕竟开始多元,赛车象征着青年的解放,这里有更多的自由和阳光。他在这个跑道上成长顺利。几年后,他成了当代青年形象的代言人,包括引领消费时尚,让广告商追捧。在他身后挤进大学的孩子们,则纷纷成了他的粉丝,他到大学演讲,是大学生们奔走相告的话题,也是电视台和网络热播的视频。
韩寒的成长路径跟过去的文人大不相同。他也不认传统体制那一套。到了三四年前,他不经意间的一句话,就会满含对文化名人的挑战甚至轻慢。他常常就是那个说出皇帝什么都没穿的孩子。这样的形象不能不可爱。社会在呼唤这样的角色,韩寒对应上了。
以下的情况,现在看来,韩寒自己也许是不承认了,但其他关注他的人会认为:到了2008年,他逐渐“成熟”。他对时事形成了自己的见解,并以尖刻而聪明的反讽表现出来。如果说少年时期,他的反叛行为反衬了时代的苍白,现在,他的批判锋芒则指向社会的腐败。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的声望溢出了他同代人的范围,成为“公知”。
时事是时代最大的痛感所在。这令韩寒作为时评家的名声大振,作为小说家的名声反而不被提及。《1988》在青年中畅销,以上一代人话语为主的评论界却沉默不语。在时事评论以外,韩寒已经出版过若干小说。他作为文学家的成长轨迹摆在这里。可似乎正宗的评论家还不大好意思去评论他的小说,只有出版商以敏锐的眼光觉察到他在青少年中的影响。没有理由怀疑韩寒是一个好的小说家,只是随着思想的转型,他的文学会有怎样的变化,也多了一层悬念。
这个萎缩的时代对韩寒馈赠太多。韩寒是聪明的,也得益于聪明的红利。对于成就韩寒的名声来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但是,对于一个作家和知识分子的成长环境,也未必样样好。今天,包括韩寒在内的新一代作家,很容易明星化。无数的荣誉和利益,有没有可能把一个作家举到不接地气的高度?有没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把一个作家束缚在另一个有必要深入群众才能找到群众的“作协”里?那么,韩寒正在启动的转型,不仅包括被他重新表述的政治正确,还需要把一只脚站在荣誉的光环和利益的诱惑之外的努力。
任何聪明都不能超越时代。让时光倒转近八十年,巴金也在韩寒这个年龄。巴金也是从中学走向社会,他在同人媒体上写文章抨击时事的时候,比韩寒小,也是凭籍少年的直觉、热情和理想,其锐利却不输于韩寒前些年的杂文。在今天的韩寒这么大时,巴金早已完成了传诵至今的作品。在新中国到来之前,巴金思想有过“转型”,但没有像韩寒这么早“大彻大悟”。而巴金只是那个时代的文学群星中的一颗,韩寒却似乎是今日广大青年中的孤独标杆。今天的热情和理想,怎么就这么容易走到拐点呢?
谈革命、说民主、论自由
向上,他看到因比赛封路而导致县城里的人们像忽然被挤出来的牙膏,簇聚在山顶。他很茫然:原来这里有那么多人。他们有什么需求?不知道。因为没有人问过他们。
向下,他看到(或想象着)120多层高的豪华酒店楼下有怎样的现实生活。他呆想着自己没有原罪的罪恶感从何而来,而“如果大家都能够(住到这里)……”
在他的“母语”上海金山话里,他的名字发音怪异,声似“元元”。他也曾嚣张:只要你会说中国话,你就会知道我是谁
本刊记者张蕾 赵佳月发自上海
2011年12月23 日6时9分34秒,韩寒发了一篇名为《谈革命》的博客。第一个发现它的可能是一个网名“冷娃”的人——至少他(她)是第一个留言评论成功的网友。“冷娃”先后评论了五条,第一句是“沙发”,第二句是抢到了沙发很感动,第三句是希望韩寒注意身体,第四句是再次表达自己的激动,第五句终于说到了正题:“将革命进行到底!”
次日傍晚时分,韩寒以罕有的勤奋,又贴出一篇博文,《说民主》。26日一大早,他再接再厉:“圣诞再打折,东西还是不会白送的。那我就先开始讨价还价了”——《要自由》。
于是便有了大讨论。
“革命”、“民主”、“自由”3个对于中国大众来说熟悉得如隔壁传来夜夜笙歌却始终不及触摸的词汇,在年末以一种空前集中的方式涌将过来。学者们开始给网民普及政论,不同立场的派系开始吵架,老百姓开始在支持、反对、将信将疑和不知道应不应该关注之间找到自己的位置。这3个宏大的词汇,通过韩寒这个赛车手、通俗作家、身份可疑的公共知识分子、青年意见领袖的桥梁作用,伸向民众的意识领地:一些人茫然,另一些人被或深或浅地刺痛。
“这种讨论可能不一定有效,但是让大家知道这种讨论可能无害。”韩寒事后这样跟我们解释他的初衷。他倒是专门挑了个时机,即自己新书《青春》上市后两个月。文章是两个月前就写好的,但因为担心被指摘为“为新书炒作”,他一直押着未发。
“我还是想在2011年把这个发掉,眼看都2012了,就赶紧发了吧。”
对于他来说,这似乎是没有什么波澜的事。
作为另一种存在
他最艳丽的衣服大概是赛车服,通身上下五颜六色的广告logo。平时,他几乎只穿黑色。头发长了会戴黑色的曲线金属发箍,露出宽脑门,瘦削的脸有着漂亮的轮廓,眼睛鬼亮,喜欢笑,像个懂礼貌的孩子,温和而真诚。长相是他受欢迎的原因之一。更多的人总是希望在他身上寻求视觉之外的收获。
两个月前他出版了新的杂文集《青春》。封面是白纸黑字上飘过一抹绿。他否定过红色字体版本的封面设计,尽管他喜欢某高端汽车品牌和某知名咖啡品牌的标志性的红色,但他不能忍受这个颜色用在自己的作品上——“因为觉得压抑、邪恶”。这本书在上市两周后加印,并进行了微小的改版:应他的要求去掉封面“这一代年轻人的希望在哪里?”他说,“这句广告似乎意味着本书要进行解答,其实,我不知道答案。”
这是《独唱团》之后的第二次出版。上海郊区的“韩寒工作室”内,保持了《独唱团》编辑部原样:蓝色水笔在白板上反复写了多遍:“忘掉赞美,准备第2期”。韩寒就着字体描一遍,确定那是他写下的,好像这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墙上挂着被迫改成《幼稚园》后的第2期《独唱团》纸样。在这套高档小区的公寓楼内,植物开始枯萎,但依然在生长。
为了写“韩三篇”,他是读了些书的,像哈维尔、托克维尔,他是知道的。但文章一见光,他的“不读书”再一次成为天下人的共知。
十多年前,大家觉得他不上学,但读书,对世事的洞见超越年龄。上世纪90年代,韩寒随父母搬到金山县,“他喜欢读书,但毕竟家里书有限”,父亲韩仁均在县图书馆办了借书证,韩寒得以到“少儿读书社”看书,几个晚上的阅读让他萌生自己动手写的念头:“他们都没我写得好!”韩寒告诉父亲。从此他不再去图书馆,而是每晚埋头在家写,“写了十几篇散文和小说,然后寄出去。”
十多年后,韩寒开始被人说成“无知”、“缺乏逻辑”。
“我的杂文其实这么多年一直要坚持一点就是不用典。”韩寒在初二写《三重门》的时候还很酷爱掉书袋,“其实那些书袋都是我昨天现看的书,拿一个本记下来,要不是我哪会背得出这些话。所以我特别能理解,深刻了解那些掉书袋的人,书袋是怎么掉出来的。”
他总爱拿赛车打比方。
“比如说这个赛道可以做1分15秒,但事实上它是由天气、赛车、车手很多东西结合在一起的,我们不能把这个当成永恒的东西来引用。你开着一台SUV在上面溜马路的时候,你肯定做不到这个时间。很多人可能觉得有很多的书引号比较酷,表述知道的多显得自己很渊博”,“我初二已经过了这个时候了。”
他觉得用典过多是底气不足的表现,“一个优秀的作家应该让自己的文章成为他人的典,我觉得这才更酷一点。”
在韩三篇发表之前的博文里,韩寒曾提出因为两年没有搞读者见面,所以希望大家向他提问,他汇总之后做解答。而韩三篇的确也是问答体写就。但实际上,有关宏大话题的讨论,是他早就想说的,他自问自答,想把严肃的问题说得大众愿意看。
“这些东西我知道普通读者一点兴趣都没有,普通读者对这些东西完全没有看张柏芝、谢霆锋的兴趣大,你得尽量弄得让人家能够读下去。”
作家石康说过,韩寒拥有一种很实际的能力,即把自己所知道的东西告诉别人,而那些东西多半是别人需要的。
韩寒的父亲韩仁均觉得,在遗传方面,韩寒继承了他懂得换位思考的性格。母亲也佩服儿子:“出名以后,这小孩一点不发脾气,我也很喜欢听他讲话,他讲得很有道理。我觉得我儿子一身正气,还很大气。”
这几年开拉力赛,韩寒去过各种各样的中国乡镇,他愿意去跟各种各样的人聊天,发现世界不是想象中那样。在贵州山里比赛,当地的路一封,人们像忽然被挤出来的牙膏,簇聚在山顶。
“你当时是很茫然的,因为你不知道这些人什么需求,没有人问过他们是什么样的。中国有3亿多年收入还不过几千块钱的人,你从来不知道那些人的需求是怎么样,他们从来都不用互联网。”这样的茫然感让这个出生在中国最繁华城市的远郊区的80后青年觉得,“不能以自己的喜好去设想一个国家的未来”。
“拿一个海面来说,我们只是海面上的小波浪,东风吹的时候往东刮点浪,西风吹的时候往西刮点浪,当然执政者是希望一点浪都没有很平稳地让他们在一艘游艇上享乐。但事实上,海底下的力量才是真正的力量。我们都没有去关注过这些海底下的力量,只在那上面讨论浪花一朵朵。”
韩三篇的出现,更多地在提醒,社会中还有另外的存在。17岁的退学生韩寒曾是异类,让同龄人看到背叛中国教育的勇敢、不上大学的非主流式生存也是一种不错的生存。现在,成名12年的他,俨然不得不被划分于上流社会,用笔提醒高谈阔论者,注意海底暗流。
他能感到,在这个社会上,大多数的人是沉默的。他有时会购买《故事会》、《知音》之类的明显不符合他阅读需求的刊物,只为了看看,它们的读者在关心什么。
他承认自己有点“标题党”,韩三篇“也算不得写得很好”,他只是“不喜欢一天到晚喊大词的知识分子,喊这种词会显得很勇敢,但会造成一种负面效果:一些明显不可能做到的,成了大家的期待,这样的期待才是符合期待的,其他的期待都是没有达成目标,那人会不停地活在失望之中。”
离开地面的恐惧
如果韩寒的人生戏剧有台本,那么《麦田里的守望者》或许比较合适,至少是吻合一部分。霍尔顿•考尔菲德害羞、愤怒、游荡、荤词挂口、天马行空、不愿读书、憧憬豪车、对性渴望,但并没有“垮掉”,却无比纯真地想在麦田里守望孩子,以免他们跌落悬崖。
小时候坐在爸爸自行车后座的韩寒,在路过镇政府时说,“我们镇长怎么那么腐败啊,我一定要把贪官打倒。长大以后,我要做清官,把所有贪官都铲除掉。”
2006年以后有了博客平台,韩寒有了扩音器。他在与父辈作家白烨论战时说:“别搞得多高深似的,每个作者都是独特的,每部小说都是艺术的,文坛算个屁,茅盾文学奖算个屁,纯文学期刊算个屁,也就是一百人手淫,一百人看。”
2012年元旦后,他接受我们的采访时说,他去香港住120层的豪华酒店,经常坐在窗户旁,望着遥远的地面发呆,想的是“如果大家都能够(住进来)……”
在他的家乡上海,在能够自己支配的时间里,他依然住郊区,有时还回到更偏远的金山乡下跟爷爷奶奶住。韩寒自己的房子在一楼,他租的用来当作工作室的房子在二楼,能“嗅到一点地气”:“无论怎么样脚要踏上的土壤,总是最终能承载你的地方,你在高空中看的一切其实都是虚空的。”
“他交往的圈子还有很多是他的表弟、同学,还都是城乡结合部的人,他实际上的物理区域和心理空间都是在城乡结合部。如果你让他住在静安区的高级公寓里,他害怕高楼,他觉得那个不接地气,就写不出东西。”韩寒的好朋友、出版商并时而客串经纪人的路金波说。
接地气的表现是,他经常在博客里提到底层人民的事。比如一个17岁的农民工在火车上站了62个小时回家,“工作一年,排队一天,买好原价票,穿着纸尿裤,站着回老家,相当有尊严。”
一次韩寒在内蒙古拍广告,路金波半夜去探班。好不容易完成当天拍摄任务的韩寒被他叫去吃东西。“他特意绕了几步,走过去找那些搬箱子的民工,拍了拍其中一个人的肩膀,说:收工了啊,辛苦了。”路金波注意到刚才还在跟自己大吐苦水喊累的韩少这样一个细节。但民工并不知道这个广告男主角是谁,也不感兴趣,“眼神很漠然”。
其实,在一百多层豪华酒店窗边时,韩寒是这样呆想的:“我觉得自己有罪恶感,但是不觉得自己有原罪,我也不知道罪恶感源自于哪里。可能就源自于中国这个社会很多的差距的确太大了。我没有付出太多的劳动,写文章都是在有空调的房间里,用的电脑都是好的电脑,就能挣不少钱。很多人可能做得很辛苦,收入特别低,而且还没有保障……咳,反正就是一直很纠结。”
韩寒曾有一辆法拉力跑车,是朋友抵债给他的,作为“真心在机械上认可”这架豪华之物的车手,因住在郊区而对代步工具有着刚性需求的车手韩寒,一年开法拉力的里程,只有一百来公里。因为“实在是不好意思开。
对底层的悲悯很快招来了各路的夸奖,他在2008年5月14日到达汶川地震灾区时,舆论惊呼:曾经的叛逆少年,已然成为社会中坚,有责任感的中流砥柱。在那一年,他还获得了各路“公民奖”。他在一段获奖感言中说,自己做得很少,能得这个奖,说明别人做的更少。他甚至觉得,自己的媒体形象变得主流和正面了不是因为“社会进步”或者“大家观念(更新)”,而是“80后的那批人当上记者了”,当年的小读者变得有话语权了,他也就变得主流和正面了。
与世界保持距离
一面倒赞誉下的韩寒,似乎哪里不对劲儿。他开始警惕,开始不自在,开始觉得被绑架——他形容说,杂文作者越来越像哭丧的。
“2009、2010年的时候,大家都夸奖我,站在弱势群体那面老是为群众说话,……我当时就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在那里哭丧的人,反反复复说着车轱辘话,大家也觉得你哭丧哭得好,哭得优美,哭得态度特别的漂亮。然后瞬间就散了,等着下次哭丧的时候看我哭丧。……而且有一两次缺席了哭丧,就会批评你:你他妈是不是成为了政府的走狗?!”
“有一阵子我变成了这样的人,当悲剧发生的时候我内心其实已经麻木了,但是我不得已还得去那里哭个丧。”后来他慢慢觉得,“操,后面有枪指着我,那杆枪未必是执政党的,有可能是民众的。……可能唯一不同的是执政者的枪是真枪老百姓的枪可能是仿真枪,他可能打BB弹能够弄疼你但是未必能伤害你,但是执政者是可以伤到你,所以在同等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必须得先批评执政者为优先。”
知名媒体人许知远这么评价那个时候风头强劲的韩寒:“韩寒掀起的迷狂,衬托出这个崛起大国的内在苍白、可悲、浅薄——一个聪明的青年人、说出了一些真话,他就让这个时代的神经震颤不已。与其说这是韩寒的胜利,不如说是庸众的胜利,或是整个民族的失败。”韩寒觉得许知远说的是对的,“我特别理解他说的所有东西”。
浙江乐清发生钱云会案时,韩寒看了网上各种各样的现场照片,根据自己作为车手的判断,认为“这就是一场交通意外”,但他不敢下这个结论,而对钱云会为村里人做事的敬佩和对政府一向的不信任感,使“政府谋杀论”成为主流知识分子的共识。韩寒在2011年元月初写下《需要真相还是需要符合需要的真相》,婉转地表达了对主流知识分子共识的质疑。
“我觉得很多知识分子去做有罪认定的话其实跟政府没什么区别,政府就是做有罪认定出身的,他们就是这样当恶人的。所以当时其实是一个挺明显的(与主流知识分子划清)分界线(的事情)。”
当大家对韩寒的印象还停留在对民众疾苦热情疾呼的公共知识分子符号上时,他已经悄悄地在自己与执政者、民众和公知之间,像孙悟空那样,用金箍棒画下一个不可见的圈。他的圈里只有自己。
曾在《纽约客》上长篇报道过韩寒的美国记者欧逸文,对于“韩三篇”这样评价:“他的言论之所以在网上引发如此骚动,是因为韩寒拒绝了人们对他形象的一贯解读。”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他拉长了自己的战线,竖立了更多对手,其中包括曾一度对他钦佩有加的一帮人:中国最激情燃烧的民主主义者。”
韩寒对“得罪人”的态度是:“顾不上他们了,反正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真实想法。”“你一味地拍民众马屁,一味地讨好民众,其实说到底跟当年老毛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没什么区别,他心里再清楚不过:群众就是瞎的。这其实是另外一种不诚恳的表现。”
他也有点害怕被骂,但“后来实在忍不住了……光屠杀政府不屠杀平民这不对”。“社会的组成、体制的组成其实就是一个民众的选择,当民众无法忍耐的时候,体制自然就可以消失,体制既然长久的存在,除了体制的强权以外,其实真的是需要有民众的配合。”他的原则很朴素,就是不希望流血,不希望害人。
“我特别不希望伤害到人,有的时候谈恋爱也是这样,分个手分5年分不掉,因为不希望去害人,或者伤害到任何人,所以我觉得跟我对于革命的态度其实是一样的,我的观点也是尽量地少牺牲,我宁肯被人多骂一点。”
“但是”,他在《要自由》的博客里这样转折:“如果两三年以后,情况一直没有改善,在每一届的作协或者文联全国大会时,我将都亲临现场或门口,进行旁听和抗议。蚍蜉撼树,不足挂齿,力量渺小,仅能如此。当然,只我一人,没有同伴,也不煽动读者。我不会用他人的前途来美化我自己的履历。同样,我相信我们这一代人的品质,所以我相信这些迟早会到来,我只是希望它早些到来。因为我觉得我还能写得更好,我不想等到老,所以请让我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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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把刀
《那些年》讲述纯爱初恋
华西都市报记者张杰北京报道
眼下,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在票房和口碑上均取得不俗成绩。不过,较少为人所知的是,除了新晋导演身份,九把刀在台湾地区早就是一名网络畅销作家。《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以下简称《那些年》)正是改编于他真实恋爱经历的爱情小说。
昨日下午,九把刀携带该小说最新简体中文版本,来到北京西单图书大厦签售并召开媒体发布会,并接受了华西都市报记者的面对面采访。
一把刀:电影
怀念初恋,女友不吃醋
昨日发布会上,九把刀心情大好,主动爆料其实他很早就想将自己与心中的“沈佳宜”的爱情故事写出来,“但是当时我的女朋友,非常吃沈佳宜的醋,我就不敢直接写。后来,我跟那个女朋友分手,当天下午,我就不再用影射的方式,开始堂堂正正写这个我最想讲的爱情故事。”
他还坦承,“我还特意没发表在网上,而是选择在一家杂志上做不能随便停止的连载。因为这样,我就不用担心,如果那个女朋友跟我复合,也不至于干涉我将连载停掉!哈哈!”对自己当下的女朋友,九把刀也特别表示感谢,“我想,很少有女生能容忍自己的男朋友,在自己拍的电影里,对另外一个女生这么强烈地表达爱慕之情。但是我的女朋友就可以做到。”
九把刀表示,虽然《那些年》让他名声大噪,但从1999年开始写作的他,写作最多的并不是爱情故事,“我至今出60多本书,其中关于爱情的不到5本。”而他还将这个故事寄给沈佳宜,“她看了之后,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她说,‘谢谢你,是你让我觉得自己很特别。’”
二把刀:写作
向韩寒示好:欢迎找我玩
在发布会上,曾为郭敬明策划出版过《幻城》、《那些年》的出版方现代出版社总编辑臧永清透露,九把刀这本小说在出版发行10天之内,就加印3次,“现在在内地,年轻人最喜欢的青春文学作家就是韩寒和郭敬明,我相信,九把刀在内地出书之后,将会跟他们形成一个三分天下的局面。他写作的题材涉及面很广,包括爱情、武侠、科幻、穿越等。此外,他还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编剧和导演。”
对此,九把刀显得很谦虚,“相比他们,在内地,我才刚刚起步。还有,我非常非常喜欢韩寒!”
虽然自己执导的首部电影就取得不俗的票房成绩,但九把刀坦言,自己最喜欢的还是写作,“我现正在写一本新的小说《上课不要打老师》。”对于下一步电影计划,他也表示,“下一步电影应该是两三年之后的事情了。”
三把刀:初恋
真实沈佳宜早被“人肉”出
随着电影《那些年》的走红,越来越多的观众对现实生活中真正的沈佳宜感兴趣,甚至有网友将她“人肉”出来。华西都市报记者问及,这样会不会对沈佳宜的现实生活造成困扰呢?对此,九把刀显得很羞涩,“其实,早在电影上映之前,台湾网友就将她‘人肉’出来了。电影上映之后,沈佳宜正好不在台湾。不过,之所以至今还没有记者抓到她,没能采访到沈佳宜的真正原因,我只能透露说,是因为她现在过得很好,她被保护得很好。”
(责编: Z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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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安:[#微博曝光台#] 亲自试验了一下美瞳的质量，果然有问题果然掉色！各位美女们一定不要轻信商贩们花言巧语，不要相信眼镜店里卖得东西就没有问题，不要信百元以上的美瞳质量会完全过关。其实他们的进货价不超过二十却卖到了二百！现在随处可见卖美瞳的！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防掉色彩片！(@王小跳跳跳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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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快报午间版:分享图片:吃草莓的小午已经来演播室了，亲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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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票房大捷,是因为青春好,风景旧曾谙,经历过的、正在经历的人,都能引起共鸣。而《亲密敌人》、《失恋33天》的爱情,也不是不精彩,只是故事的背景发生在办公室,到底有职场的杀伐之气,成年人间的感情,要斗智斗勇,与纯真终隔了一层。
青春之难描画,在于其散漫而难收管,稍不留神,往往流于琐碎而夸张,《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结构却安排得妥帖,少年男女,从走近,到暗生情愫,爱你在心口难开,到最后莫名其妙地分手,充满校园生活的质感,仿佛素描,一笔一笔细细地描在实处,近看似平淡,远观则气韵生动。沈佳宜课堂上拿笔捅柯景腾,起初是不无反感地警示,习惯变自然地成了两人说话前默契的暗语;柯景腾在大学校园排长队给沈佳宜打电话,轮到他,并不心急火燎,而是静得一静,拍下自己的脸,这才郑重其事地拿起电话,其实只是要求对方跳舞时不要牵别人的手,青春往往就是这样,滑稽,可笑,然而强烈。
高中毕业,男女同学一排坐在高墙上,头顶是深远的蓝天,这一幕,尤好。因为没有师尊在场,彼此各言其志,则显得更加坦然无忌,每个人心头满满的,额头放光,眉宇间透着英气,每颗心都是一幅华丽的风景。常见少女吃饭,菜碗里停停拣拣,并非饭食不合胃口,而是她尚有时间斟酌,沈佳宜起初没有作决定、自然最后也不会和柯景腾在一起,贾宝玉若最后娶了林妹妹,《红楼梦》也就不成其为《红楼梦》,明白这层道理,不用说已明白,不明白的说了还是不明白。九把刀借沈佳宜之口,说出其实每个男生喜欢的只是自己心目中想像的那个女生,似乎有些多余,好的电影该让观众自己去感受去思量,点破了便少许多余味,这是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过于用力之处。
郭敬明在微博上晒出自己小身材的照片,这也算是他的青春作品吧,而韩寒的娱乐新闻,是准备拿两千万悬赏自己有代笔的证据,反正是无人应答,范冰冰又添上两千万。如果韩寒与郭敬明,觉得自己同九把刀一样有才,不妨也去拍一部电影。作为文艺青年,尚在青春之际,不去创造与青春有关的作品,却热衷于秀身材、打笔战,搅嘴巴官司,是一种遗憾,难免会让大家觉得幼稚,也让无数的沈佳宜看不起。
黄晓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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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把刀
《那些年》讲述纯爱初恋
眼下,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在票房和口碑上均取得不俗成绩。不过,较少为人所知的是,除了新晋导演身份,九把刀在台湾地区早就是一名网络畅销作家。《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以下简称《那些年》)正是改编于他真实恋爱经历的爱情小说。
昨日下午,九把刀携带该小说最新简体中文版本,来到北京西单图书大厦签售并召开媒体发布会,并接受了华西都市报记者的面对面采访。
一把刀:电影
怀念初恋,女友不吃醋
昨日发布会上,九把刀心情大好,主动爆料其实他很早就想将自己与心中的“沈佳宜”的爱情故事写出来,“但是当时我的女朋友,非常吃沈佳宜的醋,我就不敢直接写。后来,我跟那个女朋友分手,当天下午,我就不再用影射的方式,开始堂堂正正写这个我最想讲的爱情故事。”
他还坦承,“我还特意没发表在网上,而是选择在一家杂志上做不能随便停止的连载。因为这样,我就不用担心,如果那个女朋友跟我复合,也不至于干 涉我将连载停掉!哈哈!”对自己当下的女朋友,九把刀也特别表示感谢,“我想,很少有女生能容忍自己的男朋友,在自己拍的电影里,对另外一个女生这么强烈 地表达爱慕之情。但是我的女朋友就可以做到。”
九把刀表示,虽然《那些年》让他名声大噪,但从1999年开始写作的他,写作最多的并不是爱情故事,“我至今出60多本书,其中关于爱情的不到5本。”而他还将这个故事寄给沈佳宜,“她看了之后,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她说,‘谢谢你,是你让我觉得自己很特别。’”
二把刀: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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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九把刀显得很谦虚,“相比他们,在内地,我才刚刚起步。还有,我非常非常喜欢韩寒!”
虽然自己执导的首部电影就取得不俗的票房成绩,但九把刀坦言,自己最喜欢的还是写作,“我现正在写一本新的小说《上课不要打老师》。”对于下一步电影计划,他也表示,“下一步电影应该是两三年之后的事情了。”
三把刀:初恋
真实沈佳宜早被“人肉”出
随着电影《那些年》的走红,越来越多的观众 对现实生活中真正的沈佳宜感兴趣,甚至有网友将她“人肉”出来。华西都市报记者问及,这样会不会对沈佳宜的现实生活造成困扰呢?对此,九把刀显得很羞涩, “其实,早在电影上映之前,台湾网友就将她‘人肉’出来了。电影上映之后,沈佳宜正好不在台湾。不过,之所以至今还没有记者抓到她,没能采访到沈佳宜的真 正原因,我只能透露说,是因为她现在过得很好,她被保护得很好。”
继郭敬明、韩寒、安妮宝贝之后,笛安是近年来崛起的最受欢迎的80后作家,也是“文二代”中最星光闪耀的作者,日前,笛安推出了龙城三部曲之终结篇《南音》。日前,记者采访了笛安。
2009年,笛安以龙城三部曲之一的《西决》闯进文坛,以严肃文学之姿打入青春阅读市场,获得了年轻读者群的空前追捧,连续8个月雄踞开卷文学类榜单前三位,并击败韩寒,斩获“金南方·阅读盛典”最受读者关注年度图书奖,而由她主编的文学、文艺杂志《文艺风赏》,近几年也取得了不错的销量。
苏童曾破例为笛安亲笔题序,“年轻的笛安的叙述能力超出了我的预料,甚至超出了我的智商”,刘恒更是慨叹十几年光阴过去,笛安的文字已经相较于著名作家父母李锐、蒋韵“青出于蓝而绝对不弱于蓝”。作为“文二代”中作品销量最大、受关注最多的作家,笛安却并不喜欢别人称呼她为“文二代”,也不想让别人知道她是李锐、蒋韵的女儿,“我和我父母对文学的审美差别还是蛮大的,并且,对于好的小说的要求跟评判标准,两代人自然有差别。”记者齐书勤电自北京
